变味的会员卡背后，谁在赚差价？

《人物》公众号去年下半年发布的一篇名为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的文章爆火，该文记者通过半年的调查研究，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、配送链条各环节和社会学者的交流，对该现象进行系统的详细解读，国内的过劳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。

　　正逢 2020 年日本厚生省的《厚生劳动白皮书》发布，结合“为过劳群体代言，而过劳去世”的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那本《过劳死究竟告发了什么——现代日本的企业和劳动》，让我们看一看“社畜文化鼻祖”日本的一些血淋淋的数据。

　　“社畜”（しゃちく）这个词是结合日语的“会社”（即公司）与“牲畜”而来的，造词方法类似于我国常用的“加班狗”，用来自我揶揄或嘲笑他人，指那些为了公司舍弃自尊、逆来顺受，被公司当做牲畜一样压榨的底层上班族。

　　“社畜”文化让每一个上班族感同身受，因此在日本派生出了很多以“社畜”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，以动漫和游戏为主，他们把“社畜”当作了一种萌属性以及调侃题材。目前，对“社畜”文化的吐槽在日本已经几乎成了一个老少皆知的梗，但日本的职场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，“社畜”的工作环境也没有因此得到明显改善。

　　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里，劳动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正面价值观，是一种不可质疑的美德。日本更是出名的“加班大国”，在日文中有“超勤文化”的表述，也被说成“过劳文化”。日本一度认为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赖于日本民众“自觉自愿的工作精神”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日本员工每周工作时间一度接近 60 个小时，甚至产生了“有条件要加班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加班”的奇怪环境。

　　这种“加班文化”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，非但没有偃旗息鼓，反而愈演愈烈。最近十年，质疑“加班文化”的声音越来越多，由于过劳造成的事故也越来越多。为此，政府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强制限制员工加班。

　　日本人推崇“社畜”文化：

　　30 到 40 岁的青壮年，每周工作超 60 小时

　　早在 1988 年，致力于工伤认定服务的律师组织开设了“过劳死 110 热线”，过劳死就成了现代日本深刻的社会问题而被广泛关注。随后成立了很多 NPO 组织，以“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络会议”和“全国关注过劳死家庭会议”为中心的团体，为推动“过劳”被定为工伤的司法和行政的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　　时隔 30 多年，日本的过劳问题得到了改善吗？不，并没有。
 

　近年来，一些互联网平台利用其相对垄断地位形成的资源集聚效应，以抬高服务费率等手段，从小微商家身上攫取高额利益。不少商家反映“赚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给平台交佣金了”，认为当前互联网大平台正逐渐向“收租平台”转变。

　　2020 年 11 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引发社会关注。12 月 14 日，阿里巴巴、阅文、丰巢等 3 家互联网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消息公布，被视为相关部门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的信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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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小微商家抱怨平台费率高

　　“一个月只休一天，账面收入差不多有一万（元）出头，但除去平台服务费和油费及折旧，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差不多只有 6000 元左右。”半月谈记者在厦门、广州等地采访网约车司机了解到，目前平台服务费普遍在 15% 至 20% 之间，高的甚至超过 20%。

　　除了网约车司机，入驻外卖平台的商家也感到“被困在系统里”。广州吉目甜品店 2020 年疫情期间开始加入外卖平台，该店负责人说，在外卖平台上遇到过“二选一”的问题，如果上两个有竞争关系的平台，佣金就要从 16% 提升到 21%。
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一家桂林米粉店负责人为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，疫情期间营业收入中 50% 用于支付房租，20% 用于支付原材料和人工成本，上线外卖平台后，抽取的佣金费率超过 20%，进一步“摊薄”了自己的利润。

　　在 2020 年的“双 11”电商大促中，销售玩具的某电商平台店铺负责人金林加入了各类促销活动，虽然有订单收入，但付出的成本让她感觉在“割肉”。她说，店铺平均一个月的电商总费用在 6 万元左右，半年的费用超过 30 万元，2020 年上半年店铺的营收额 105 万元，除去各类成本勉强能够维持收支平衡。

　　此外，第三方收费更让电商商户难上加难。例如，用户在直播间、短视频广告页面点击链接跳转到电商店铺的，电商店铺还需要额外给第三方合作平台 14% 的费用。

（编辑：潍坊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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