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、戴森、三顿半崛起背后的新消费底层逻辑

这张图，能够放在任何一个消费领域，来抽象概括供需关系的变化过程。

　　在一个领域中，上一波普及的产品已经过了普及阶段，甚至到了供过于求、产能过剩的阶段，就会产生升级，即下一次的供不应求。

　　供需关系经常处在一个动态里，或者供给多，或者需求多。对于大家来讲，大部分情况下你要分清楚，在这个领域中，供求关系处在这个天平的哪一个方向和位置上。

　　这部天平很少处在正好水平的状态，总要偏左或者偏右一点点。

　　创新发生最多的时候，通常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供不应求或者供过于求，这个时候往往会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出来。”创新

　　与“增量”创新

　　如果你所处的行业，本身不管是大是小，年同比复合增长率都小于 GDP 的年复合增长率，就意味着，你的品类就可能是一个偏存量的品类。

　　相反，什么是增量品类呢？比如 2019 年中国的年复合增长率6%，但个人及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这个领域实现了高增长，达到 12% 到 15%。在 2017 到 2022 这五年中，其年复合增长率会保持在 17% 到 22%。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增量品类，同比增长远快过 GDP。

　　我再举两个例子：

　　2016 年之前，方便面基本同比负增长，显然是存量品类了。但是，让人意外的是，从 2017 年开始，它又开始了正增长，尽管是低增长。

　　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？

　　2003 到 2008 年，手机是高速增长；然后在 2009、2010 年，诺基亚、摩托罗拉已经是低增长，是个存量品类了。但是，从 2010 年开始，手机里的智能机又变成了高增长。

　　手机品类虽然已是一个存量品类，但是在这个品类中，智能手机完成了从 0 到 100 的高速增长过程，所以存量里又出现了新的增量，涌现出循环中的第二次增长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个增量过程到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呢？大概到 2016 年，中国的智能手机年同比出货增速放缓，它又进入存量市场了。我要花一点点时间，用手机为例解释一下变化是怎么发生的。

　　增量的红利：“谁快谁大”

　　中国在 1990 年代引入了各种国际手机品牌，希望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引入技术，但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技术问题。所以 1999 年，工信部出了政策，开放生产手机的牌照。于是，出现了第一拨中国制造产生的爆炸效果。

　　一波本土品牌开始利用中国的制造能力，把买来的东西集成起来做手机。

　　但是这些品牌到今天大部分都看不到了，因为这一波增量过去之后，大家买到自己的第三、四部手机，知道什么是好手机了，就纷纷开始转向已不那么贵的诺基亚、摩托罗拉等进口品牌。

　　这时，这些做集成的品牌做了一次国际输出，从 2006 年前后开始，中国生产了全世界的山寨机，我们把最便宜的或者最大规模的制造产能，输出给了全世界，仍然是以便宜为主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手机进行了第二次革新，进入了存量，供过于求。

　　这时，中高端或者中端的需求，开始第一次由苹果导入了一次升级，这个升级就是存量中的增量机会——智能手机。随之升级的，是中国供应链。有一拨企业，从制造业变成了精密制造业，包括立讯精密、歌尔、舜宇光学、欧菲光等。

　　2012 年，中国变成手机全球单一最大市场，一直持续到 2016 年，中国在这四年里有极大的增量品类红利。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今天很著名的公司小米。

　　我们第一次从诺基亚切换到智能手机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换手机？绝大多数人是为了用它上面的那些 APP，那些软件。而小米软件做得好，所以借着大家换手机的时候，小米进入了这个品类。

　　小米模式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，就是利用了当时最大的红利之一，流量红利和媒体红利。媒体红利属于关注度红利，流量红利属于人群触达效率红利。结果是它极大地提高了互动和触达效率，以及媒体传播效率。

　　品类红利

（编辑：潍坊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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